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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空飞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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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【转载】苏东坡和伙伴们代表了北宋王朝的精神之美(转)  

2017-01-29 19:47:32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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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读

在黄州,就在这样一个普通的院子里,站立着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文人和政治家。一位在历经荣华和苦难之后,在死亡的边缘获得重生的艺术家。


只有文明之国,才崇尚这种超越物理力量的精神之美。

在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—阿特金博物馆里,收藏着那幅传为北宋画家乔仲常所绘的《后赤壁赋》手卷。在这件手卷中,我们看到的苏东坡,一副温婉可爱的世俗形象,与我们印象中玉树临风的儒者形象截然不同。画面上的人物,面庞饱满,目光柔和,透过宽松的衣袍,还可看见他微微隆起的肚腩。他挽着袖口,一手提着一壶酒,另一手拎着一条鱼,站在一个庭院里,那庭院是用藤条围起来的,朴实无华,唯有庭院另一端的一丛竹子,暗示着它与主人公精神世界的某种联系。

乔仲常《后赤壁赋》手卷局部

乔仲常《后赤壁赋》手卷局部

在黄州,就在这样一个普通的院子里,站立着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文人和政治家。

一位在历经荣华和苦难之后,在死亡的边缘获得重生的艺术家。

所谓重生,就是一个人从父母那里获得生命之后,自己要再给自己一个新的生命。

对苏东坡来说,这个新的生命,是黄州赋予他的。

那时的他,已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心高气傲,把自己当作救世主。他开始懂得苦难,能够与苦难和平共处,甚至,能够从这种共处中,重新塑造了自我。

只是,在疼痛和彷徨的处境里,他从来没有放弃他的生命理想,在最暗郁的历史底层,像等待一轮明月,仰望着那永恒不息的美的光芒。

那是如大自然一般纯洁和质朴的光芒。那个叫苏东坡的男子,在旷野里栉风沐雨,生命早已摒弃了那些华而不实的绚烂,而归入了平淡。他已“忍不得一点艳俗一点平庸一点谎言一点逢迎”,他在“排挤贬谪流放中黯然想象着那些梦幻的理想和衣裳。”

整个宋代艺术都跟他一起,摒弃了华丽,走向了质朴。就像画卷上,他所身处的那个花园,“玲珑剔透的形式被视为过于华丽或逢迎而被抛弃,相反,淡雅的甚至是不精细的却被视为更加真诚和自然。”

元丰六年(公元1083年),苏东坡见到了自南国北归好友王巩和随他远行的歌伎柔奴。当年王巩是因为受“乌台诗案”牵连被贬谪到地处岭南荒僻之地的宾州的,他的歌妓柔奴毅然随他远行,一路颠簸,前往岭南。那貌似柔弱的女子,饱经磨难之后,“万里归来年愈少,笑时犹带岭梅香”,令苏东坡大感惊异。对于那荒僻遥远的流放之地,柔奴说“此心安处,便是吾乡”,让苏东坡更受震动。此后的岁月里,苏东坡无论身处怎样的绝境,内心都会从容不迫,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柔奴这小女子的影响。

苏东坡《定风波》是这样写的:

常羡人间琢玉郎,

天教分付点酥娘。

自作清歌传皓齿,

风起,

雪飞炎海变清凉。

万里归来年愈少,

微笑,

笑时犹带岭梅香。

试问岭南应不好?

却道,

此心安处是吾乡。

就在苏东坡把黄州当作自己的故乡,决心作个安然的农夫时,他的命运,再一次发生转折。

林语堂说:“也许是命运对人的嘲弄吧,苏东坡刚刚安定下来,过个随从如意的隐居式的快乐生活,他又被冲击得要离开他安居之地,再度卷入政治的旋涡。蚂蚁爬上了一个磨盘,以为这块巨大的石头是稳如泰山的,哪知道又开始转动了。”

苏东坡是在元丰七年(公元1084年)的春天里得到朝廷的调令,到离汴京不远的汝州,任汝州团练副使、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的。应当说,即将离开黄州,苏东坡的心情格外复杂。因为这天高地远的黄州,将他生命中的悲苦、艰辛、安慰与幸福都推到了极致。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创作,诸如我们熟悉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和《前后赤壁赋》,还有号称“天下行书第三”的《寒食帖》,都是在黄州完成的。这黄州,已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,他想带走,却无法带走。

苏轼《寒食帖》

苏轼《寒食帖》

苏东坡是在元丰三年(公元1080年)二月初一抵达黄州的,当时身边陪伴他的,只有乌台诗案之后一路随行的儿子苏迈。那时的苏东坡,不是衣锦还乡,是流落他乡。他最怕的不是生活的艰难,而是内心的孤独,“黄州岂云远,但恐朋友缺。”小城隔断了一切熟悉的事物,让他感到无限的空洞和孤立无依。

但苏东坡的生命里从来不缺朋友,马梦得,与苏东坡生于同年同月,也是他一生中最忠实的伙伴。二十多年前,他们在汴京相识,那时马梦得在太学作官。有一次,苏东坡前去探访,苦等不来,百无聊赖之际,在墙壁上信手写下杜甫《秋雨叹》,然后掷笔而去。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,马梦得归来,看到这首诗,被“堂上书生空白头,临风三嗅馨香泣”二句触动,竟然愤而辞官,自此终生不仕。

苏东坡后来写道:“马梦得与仆同岁月生,少仆八日。是岁生者,无富贵人,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者。即吾二人而观之,当推梦得为首。”意思是说,这一年出生的人,没有富贵之人,若论穷,他苏东坡和马梦得定会力拔头筹,假如他们这两个穷鬼再PK一下,则是马梦得更胜一筹,苏东坡甘败下风。

《大隋求陀罗尼经咒图》

《大隋求陀罗尼经咒图》

在宋代,星命术已十分发达,人们已经普遍使用十二星座来推算人的命格与运程,只不过那时候不叫十二星座,而叫“十二星宫”。刊刻于北宋景德二年(公元1005年)的《大隋求陀罗尼经咒》,上面绘有有一幅环状的十二星宫图,跟我们今天看到的十二星座图案几乎没有区别。北宋傅肱写了一本《蟹谱》,收集了许多跟螃蟹有关的典故,其中说到,“十二星宫有巨蟹焉。”南宋陈元靓写了一部家居日用百科全书《事林广记》,在天文类中提到一张《十二宫分野所属图》,将十二星宫与中国十二州相对应:宝瓶配青州,摩羯配扬州,射手配幽州,天蝎配豫州,天秤配兖州,处女配荆州,狮子配洛州,巨蟹配雍州,双子配益州,金牛配冀州,白羊配徐州,双鱼配并州。

不懂星宫,这些宋代典籍,就变成了迷宫。

苏东坡显然是懂星宫的。他曾说过:“退之(即韩愈)诗云:我生之辰,月宿直斗。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,而仆乃以磨蝎为命,平生多得谤誉,殆是同病也!”翻译过来,就是:我与韩愈都是摩羯座,同病相怜,命格不好,注定一生多谤誉。

无独有偶,苏东坡身边最好的朋友马梦得也是摩羯座。或许正因如此,他们只能惺惺相惜,因为他们谁都不能嫌弃谁。对马梦得的境遇,苏东坡觉得自己是负有责任的,所以他希望自己将来会有钱,这样就可以让马梦得脱贫致富,买山终老。没想到自己非但没有飞黄腾达,反而以戴罪之身被贬黄州。更没想到的是,他刚到黄州,马梦得就像跟屁虫一样尾随而至,陪他到黄州受苦。

乔仲常《后赤壁赋》手卷局部

乔仲常《后赤壁赋》手卷局部

两个倒霉蛋从此抱团取暖,在黄州开始了躬耕生活。

那段日子,他们仿佛在渡着一条命运的黑河。

他们的身体可以受苦役,精神可以被屈辱,但是,那藏在内里的对生命真挚的爱,仍使脸上有了笑容。

为了纪念那段时光,苏东坡写下《东坡八首》,诗中这样描述自己的这位朋友:

马生本穷士,

从我二十年。

日夜望我贵,

求分买山钱。

我今反累生,

借耕辍兹田。

刮毛龟背上,

何时得成毡?

可怜马生痴,

至今夸我贤。

众笑终不悔,

施一当获千。

与黄州隔江而望的樊口,有一个酒坊主,名字叫潘丙。他本是考不上进士的举人,但已绝意功名,卖酒为业,于是与嗜酒的苏东坡有了交集,也成了苏东坡在黄州结识的第一位市井朋友。

经潘丙介绍,苏东坡又结识的另外两个朋友,一个叫古耕道,一个叫郭兴宗。前者真诚淳朴,热心地方公益事业,人头也熟;后者自称是唐朝名将郭子仪的后代,在西市卖药。苏东坡没读过鲁迅《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》,但有药有酒,苏东坡的生活就有了声色,有了魏晋一般的风雅。在苏东坡眼中,他们虽说是市井中人,但是身上闪烁着质朴与本份,比一般士大夫更讲义气,苏东坡黄州五年,得他们的照顾不少,开垦东坡,他们也都出手相助。透过《东坡八首》中,我们也能看见他们的影子:

潘子久不调,

沽酒江南村。

郭生本将种,

卖药西市垣。

古生亦好事,

恐是押牙孙。

家有一亩竹,

无时容叩门。

我穷交旧绝,

三子独见存。

从我于东坡,

劳饷同一飧。

可怜杜拾遗,

事与朱阮论。

吾师卜子夏,

四海皆弟昆。

苏东坡自称:“上可以陪玉皇大帝,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”。这很像《论语》中子夏说过的一句话:“四海皆弟昆”。春秋时代的一天,孔子的弟子司马牛见到了他的师兄子夏,愁容满面地说:“人家都有兄弟,多快乐呀,唯独我没有。”子夏听言,安慰他说:“有人曾说,‘一个人死与生,要听从命运的安排,富贵则是由天来安排的。’君子认真地做事,不出差错;和人交往,态度恭谨而合乎礼节。那么普天之下,到处都是兄弟,又何必担忧没有兄弟呢?”

南朝萧统《文选》收有《苏武诗四首》(又名《苏武与李陵诗四首》),据说是苏武自匈奴返回大汉之际,李陵置酒为苏武送行,两位“异域之人”,一别长绝,于是互相唱和,完成这组诗。第一首开头四句便是:

骨肉缘枝叶,

结交亦相因。

四海皆兄弟,

谁为行路人。

……

苏东坡虽然怀疑这些诗都是后人的伪作,但诗中表达的那份四海兄弟的旷达之情,他还是认同的。在中国历史上,战乱流离、身世沉浮,往往把士大夫抛向底层,去体验命运的凶险与民生的艰辛,只是当这样的命运施加在苏东坡头上,带来的结果并不纯然是老庄的遗世独立、竹林七贤的装疯卖傻,更不是王羲之的宇宙玄思,而是对现实苍生更深切的爱。中国历代士大夫,很少有像苏东坡这样放下身段,真心跟贫下中农交朋友的。这使他的文学和艺术,比李白更“接地气”,又比杜甫更超拔,既有个人的风雅,也融汇了百姓的疼痛、无奈、悲怆与挣扎。

前面几讲谈到的宋代文学与艺术的变化,一言以蔽之,就是在宋代,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“庶民的文学”与“庶民的艺术”。在此之前,无论王羲之,还是陶渊明,都试图以美,来化解现实与死亡对个人的压迫,但他们的思维,还是士大夫式的,终究是来自个体生命的微小抵抗,也透射出来自个体生命的纯美光芒,但终不像宋代,成为一种整体性的文化诉求。

《清明上河图》局部

《清明上河图》局部

中国历史走到宋代,经五代之变,门第意识已经几乎被扫荡无余,科举的普及、糊名制的使用,使得各级政府的决策者,基本上出于平民——对此苏东坡的体会最深,加之宋代商业的繁盛(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有全景式的表达),个人流动性与自主性增加,使平民精神在文学与艺术的血液里流动,文化不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教化,也可以通过市场自下而上地进行重塑。文学里的古文运动、书法和绘画走向平实与深远,建筑、家具、戏曲、版画、小说也受到文人的全面推动而发生质变,与大众的生活需求更加契合,这样的变化,在中国的艺术史上,堪称“史无前例”。“唐宋变革”在文学与艺术领域的这一连串衍化,归根结底是“庶民的胜利”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,苏东坡不是山水间的隐居者,不是一个纯粹的打量者,更不是那个时代的叛逆。他是山水间的一粒沙、寒林中的一块石。他有着一位艺术家高逸而虚静的心灵力量,使他不被溷没于污浊的现世,又用一个庶民的身体,收纳他作为文人的所有襟怀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(未完待续)

  作者:  祝勇,北京电视台大型纪录片《辛亥》总撰稿,现供职于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。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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